在多倫多及周邊城市，圍繞雷達測速相機的爭論此起彼伏：有人認為它拯救生命，也有人把它視作「斂財機器」。近日安省省長福特也出來發聲，認為這是一種變相收稅。要把這件事說清楚，先要釐清它是什麼、為了什麼、怎麼用才算「對」。     
        ASE 的本質，是在學校或社區安全區，用雷達測得的車速觸發拍照並據此開罰。它並非「無處不在」的監控，而是點位化、規則化的速度管理工具。之所以把它放在校園周邊與居民區，背後是「零傷亡」理念——速度是道路暴力里最可控、同時也是影響後果最直接的變數。物理學與傷害流行病學的常識告訴我們：同樣的碰撞，車速每上一個台階，行人與騎行者的致傷、致死風險都會陡升； 反之，降低群體車速的收益往往是「超線性」的。     
        從各地實踐看，ASE 的作用不是「抓幾個倒楣蛋」，而是改變整段路的速度文化：當司機知道前方有明確、可預期的執法點位時，平均車速與超速比例會下降，嚴重碰撞也隨之減少。與工程性措施（抬升人行橫道、路口收窄、領行人早啟信號、動態限速提示等）疊加時，效果最為穩定; 相機只是組合拳的一環。
   反對者的質疑也並非空穴來風。其一，「創收」觀感傷害信任：如果罰款規模與安全改善脫節，公眾自然懷疑動機。其二，「拍車不拍人」帶來責任錯位：車主與實際駕駛人可能並非同一人。其三，公平性問題：同一張罰單對不同收入群體的痛感不同，若無配套，確會加劇不滿。其四，「伏擊式」執法與標識不清，會讓人覺得被「釣魚」。其五，設備屢遭破壞引發的維護成本與社會對立，也是一筆看得見的代價。      
   因此，問題不在「要不要相機」，而在「怎樣把相機用對」。第一，數據透明：對每個點位，定期公佈「裝前—裝后」的車速分佈、碰撞類型與強度變化、罰單量與收入去向，並設置明確的「退場閾值」——若一年內無顯著安全收益，就移位或撤銷。第二，先工程，后執法：優先做減速工程與信號優化，ASE 只放在工程措施到位仍問題突出的路段。第三，強制告知：足量、醒目的提前標識與動態提示，新增點位實行「教育期+警告信」再轉入正式執法，避免「突然襲擊」。第四，收入專款專用：將淨收入法定綁定到本地道路安全專案，可視化展示「每一元錢修了哪條路、加了哪盞燈」，把「創收」敘事轉化為「再投資於安全」。第五，弱勢緩衝：提供分期、延時、交通安全課程替代等選項，緩解低收入群體的相對負擔。第六，制度細化：對學校周邊採用上、放學高敏時段強化執法、其餘時段以教育為主; 對重複違法者疊加教育干預，而非單純加罰。      
   還需強調的是，點位選擇要以傷亡與超速數據為錨，而不是「最容易抓」的路段。可以引入獨立評估與公眾參與，讓社區在「安全收益—出行效率—環境雜訊」之間共同權衡。對高破壞風險的點位，採用更堅固的永久立桿與機櫃、加強夜間照明與巡護，同時保留移動單元輪換，降低報復性破壞的集中特徵。      
   結論並不複雜：ASE 應當保留，但必須「保留+改革」。在校園與社區安全區，任何能把平均車速拉低、把右轉盲沖與直行超速壓下去的工具，都不該輕易放棄; 相反，應該用更透明的指標、更友好的程式與更紮實的工程措施，把它從「招罵的罰單機」變成「可信賴的安全基礎設施」。真正的考題不是「一拆了之」，而是用制度設計與公開問責，證明這些相機不是為了抓誰的錢包，而是為了護住孩子的通學路與行人的性命。當我們用數據說話、用收益迴流社區、用工程與教育先行，圍繞ASE的對立情緒會自然降溫; 屆時，留下來的就不再是爭議，而是更可預期、更有人情味的街道秩序。